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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孽、不可活

所謂「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警告才會醒覺?請看看今夏襲擊華中的可怕熱浪:多個城市的高溫持續達到四十度。長沙和武漢等還可說屬於大陸性氣候,哪麼沿海的上海和杭州呢?要知它們都處熱帶,而真正處於熱帶的耶加達、曼谷、新加坡等,氣溫反倒沒這麼驚人。這種持續高溫(其實已可稱為超高溫)的天氣不是極其反常嗎? 當然,天氣反常並不完全是新鮮事兒,但如果這種反常是一項巨大趨勢的一部分,我們便必須十分鄭重對待。事實當然是,背後的巨大趨勢正是科學家已經警告多年的全球暖化。 華中的熱浪並非孤立事件。持續高溫天氣(以及由此引發的特大山林大火)在世界各地變得愈來愈頻繁已是不爭的事實。2003年初夏,一個駭人的熱浪襲擊歐洲,短短兩個星期即奪去近五萬人的性命(詳情可上維基百科查看)。2010年,俄羅斯在另一個熱浪影響下發生大面積的山林大火,而莫斯科則錄得39度的高溫。今年六月,美國中西部受到前所未有的熱浪侵襲,加州棕櫚泉錄得51度這個驚人的溫度。 科學家的數據顯示,自有氣候記錄的近一百五十年來,最熱的十年都在過去十五年內發生(最熱的三年分別是2010, 2005, 1998);而最熱的二十年都在過去廿五年內發生。相信大家從傳媒中已經得悉,北冰洋的海冰在過去五十年已經消失了一半,而全球高山冰雪的總量,在過去一百年亦已消失了一半之多。 但最驚人的恐怕還是以下這個事實:過去130年來,全球的平均溫度(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實際上只是上升了攝氏一度左右。如果這樣的總體升幅已經帶來這麼顯著的影響,那麼當升幅達到兩度、三度甚至四度時,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呢? 如果大家以為上述的升幅屬危言聳聽,請看看由數千名科學家所組成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專家組」(IPCC)於2007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如果人類繼續現時的經濟發展路徑,到本世紀末,地球的氣溫將會上升超過攝氏6度。 這個報告發表以來,遭到了不少科學家的批評,原因是它的估計過於保守了。今天,二氧化碳的國際減排協議已經名存實亡,全球暖化已然失控。也就是說,我們現時所遇上的「殺人熱浪」,只不過是更巨大災難的前奏而已。 但縱觀世界各地的傳媒, 這些反常天氣仍只是當作一些普通的新聞來報導。看來人類真已經患上了「集體思想麻痹症」。 否定全球暖化的團體(大石油商、煤炭商及它們資助的“學術打手”)可以放心了,原因不是人們不再相信全球暖化的事實(因為種種跡象已是到了無法忽視的地步),而是普羅大眾已經把這個事實和任何行動方案割裂開來。由於政界、商界、傳媒、宗教界甚至環保團體的“齊心一致”,全球暖化在人們心目中已經成為了一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實」(英文中的所謂“act of God”),所以我們只能聽天由命。 將來若有外星人來到地球,在研究滅絕了的人類文明之時,必定會百思不得其解:面對大禍臨頭的人類,為什麼會選擇什麼也不做呢?

向宗教領袖呼籲

2014年初,新任天主教教宗方濟各首次主持彌撒,致詞時呼籲信眾及至所有人皆要成為“守護者”:「這意味著保護上主創造的萬物、保護這個世界的美好…這意味著尊重每一個上帝創造的生命、尊重我們所生存的環境。這意味著保護人類,對彼此及所有人表現關愛,特別是孩童、老人、及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等。」 筆者不是教徒,但教宗是全球十三億信徒的精神領袖,因此歷任教宗的每次發言都會引起我的關注。就這次致詞而言,「愛護弱小」從來便是天主教(以及其他宗教)的重要教誨,雖然這個呼籲在今時今日比起過往任何時刻都更為重要,但總的來說並沒有新意。這次致詞令筆者為之精神一振的,反倒是以往沒有受到特別重視的「愛護環境」部分:「保護這個世界的美好…尊重生存環境…保護人類」。就筆者看來,這個呼籲是來得太遲了。但正如俗語所云:「遲到總好過無到!」 二零一一年筆者出版了《喚醒69億青蛙—全球暖化內幕披露》一書,在名為〈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都坐以待斃?〉的一章之中,我嚴厲地批評了各國政府、學術界以及大眾傳媒三方面在全球暖化這個問題之上,皆如何地嚴重失職,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沒有看到危機實在有多嚴重,以及救亡的行動是何等的刻不容緩。然而,在書藉赴印時,我才想起其實還有責無旁貸 — 卻也同樣失職 — 的第四類組織,這便是全世界的宗教團體。 不錯,幾乎所有宗教都把重點放於人類靈魂的「救贖」。基督教所追求的「永生」,佛教的「達於彼岸」,講的都不是人類的肉身,而是人的精神。然而,這些宗教亦同時十分重視我們在塵世間的這段時期,否則它們也不會建立眾多的慈善機構以救傷扶危、關顧弱小。就此而言,它們與其他非宗教的慈善團體沒有兩樣。 既是這樣,在面對全球暖化和生態環境崩潰的巨大威脅時,這些宗教團體便責無旁貸。要知大量的科學研究顯示,全球暖化必會帶來巨大的人道災難。作為關心人類的前途的宗教團體,難道不應該就此振臂高呼,呼籲全人類坐言起行力挽狂瀾?要知全世界近七成的人都有宗教信仰,因此這些團體的影響力是其他任何團體都無法比擬的。 西方一些學者曾經指出,《創世紀》中謂「萬物皆由上帝所造以供人類差使」。這種觀念,是西方文明蔑視自然破壞自然的罪魁禍首。姑毋論這個說法是否成立,筆者衷心希望,教宗方濟各所說的「保護世界的美好」,能夠超越「任由人類差使」的征服心態,並成為所有宗教在廿一世紀的新使命。 就香港而言,聯合國的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組已於上月底發表了有關全球暖化的最新報告,筆者在此懇切希望,全港六大宗教團體能夠借此機會,齊心集合起來就此作出聯合聲明,呼籲所有信眾 — 及至所有人 — 正視這個迫在眉睫的巨大災難,並敦促政府採取果斷的措施以作對應。若此則功德無量,阿門。

世界還有公義嗎?

王維基的「香港電視」不獲頒發免費電視牌照,全城發出了「香港還有公義嗎?」的怒吼。然而,一場牽涉億萬人性命的不公義災難,卻正於全球各地發生。   筆者說的,是全球暖化所導致的愈來愈嚴重和頻密的氣候災難。超級颱風「海燕」橫掃菲律賓並奪去五千多人的性命,災情之嚴重令人怵目驚心。然而,按照科學家的研究,這不過是接踵而來的巨大氣候災難的前奏而已。隨著人類繼續不斷燃燒化石燃料排放巨量的二氧化碳(每年達一百億噸之數),加劇的溫室效應正令全球的溫度不歇上升。洋面的蒸發量增加令空氣中的水汽更充沛,結果是風暴變得愈來愈猛烈。   問題是,全球暖化這個災禍主要是由誰人所造成的?是由富人還是窮人?由富裕國家還是貧窮國家造成的呢?答案十分明顯,當然是由富人和富國所造成的。美國的人口不到全球的5%,但長期以來,她的排放量佔了全球的四分之一。一項研究更顯示,從1850年至今,大氣層中增加了的二氧化碳之中,有近30%是由美國放進去的。   以上是從歷史的責任看。就是在今天(世界銀行2010年資料),美國的人均排放量達每年17.6噸,加拿大是14.6噸,德國是9.1而日本是9.2噸。相比起來,中國是6.2噸(不要忘記其中實包含了為西方—特別是美國—提供大量廉價消費品所做成的工業排放),印度是1.7,菲律賓是0.9,而孟加拉更只有0.4噸。但很明顯,在氣候變化的面前,責任最小的國家卻往往要付出最慘重的代價。如果海燕今次吹襲的是孟加拉,死亡人數恐怕還要大得多。(1970年一股強颱風吹襲孟加拉,引發的風暴潮導致30多萬人死亡和100多萬人無家可歸。)   1997年簽署的《京都議訂書》清楚指出,各國對此有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由此出發,對抗全球暖化的四大支柱是:(1)減排(mitigation)、(2)應對(adaptation)、(3)技術轉移(technology)和(4)資金援助(funding)。後兩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減排和應對所需的資源都是它們難以負擔的。   無論從歷史責任還是現今的人均排放量出發,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富有和科技最先進的國家,對此自是責無旁貸。事實卻是,美國始終不肯簽署《京都議訂書》和帶頭減排,也沒有大力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和資金援助。老布殊(George Bush)的「名句」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沒有妥協的餘地!」(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is not negotiable!)  ...

反饋、時滯和臨界點

如果大家閱讀本文期間是秋、冬時節,而剛好讀到這一章之時,外面是藍天白雲、金風送爽,則你站到戶外享受著這一切時,無論是你的腦袋還是你的身軀也實在無法接受,人類正在步向一場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你不禁會問:這一切都是真的嗎?抑或整件事情不過是我們庸人自擾、杞人憂天?          筆者當然希望我們真的是庸人自擾,但我們無法對眾多科學家過去大半世紀以來的辛勤研究成果視若無睹,更不能無視於現今世界發展趨勢的不可持續性。不錯,在熱浪退卻和暴雨不再的一刻,平靜怡人的天氣很難使人聯想到大自然那可怕的威力,這便有如在大海嘯之前,我們在海灘漫步時所感到的平靜安詳,而遠方海上的一點兒濤動是如此的毫不起眼…。           在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充滿了非線性(non-linear)的「反饋」、「時滯」和「臨界點」作用。要充份了解變化將如何發生,我們必須對這些作用有基本的了解。           首先讓我們看看「反饋」(feedbacks)的概念。反饋可以分為兩大類:正反饋(positive feedback)與負反饋(negative feedback)。前者指「某一事物的變化會進一步加劇這一變化本身」;而後者則指「某一事物的變化會反過來抑制這一變化的進一步發展」。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在一個酒會中,由於人多而彼此的談話聲浪頗大,為了令對方聽得清楚,我們談話時惟有把聲浪加大,如是者背景的聲浪只會更大,而我們惟有把談話聲浪再加大…。這種聲浪不斷提升的情況我們稱為「正反饋」。好了,如果背景聲浪已令到我們無法好好交談,於是不少人借意把交談結束,結果是酒會的聲浪降了下來。這種「聲浪上升,最後導致聲浪下跌」的情況,便正是一種「負反饋」的現象。           反饋作用在很多自然界的變化中皆十分重要。大家也許都聽過「風乘火勢、火助風威」這種說法吧。風和火的相互促進便是一種正反饋的現象。但假設烈火把整座樹林燒毀了,大火因為再沒有東西可燒而最終熄滅,這也可被看成為一種負反饋作用的表現。此外,雪崩之中的所謂「滾雪球效應」(snowball effect),也顯然是一種正反饋的結果。  ...

如何喚醒夢中的青蛙?

筆者三十多年前開始關注全球暖化問題(那時稱溫室效應威脅),並曾於一九七九年的一次太空館公開講座中作出講解。轉眼多年,問題不但未有解決反而變本加厲。二零零二年我出任香港傑出協會主席,便立刻請來了天文台長林鴻鈞先生出席協會的晚宴,並向會友講解這個日益嚴峻的問題。  二零零七年戈爾(Al Gore)因呼籲世人關注這個問題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我以為人類終於醒覺。然而零八金融海嘯之後,各國因自保不願作出任何犧牲,零九年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雖有奧巴馬溫家寶親身出席,最後無法達成協議。有見及此,我急急草擬了一篇名為《力挽狂瀾、刻不容緩》的「傑青宣言」,並獲得會友通過放於協會的網頁(www.toypa.org)。協會更於二零一零年舉辦了記者會,並把宣言聯同一些環保建議交給了環境局和立法會。  有感於人類正如「溫水煮蛙」寓言裡的青蛙,我在經濟日報出版社石鏡泉先生的支持下,花了不少心血寫了《喚醒69隻青蛙—全球暖化內幕披露》。此書自問乃迄今探討全球暖化危機最全面和深入的中文著作,但自二零一一年出版至今,反應令人失望。但我並未氣餒,更與友人Ringo與Gilbert組成「文明急救組」,在網站「主場新聞」中不斷發表有關的文章。亦在電台節目「講東講西」出任嘉賓講者時不斷強調「去碳」(de-carbonize)的迫切。 我曾在科學館、香港大學和浸會大學開辦有關的課程,最長一次共七星期十四小時,包括電腦投映片五百多張。由於我如今是科學館的顧問委員之一,亦與港台的高層相熟,是以曾多番呼籲兩個機構在有關的公眾教育方面做得更多,可惜對方始終沒有反應。我真不知我還可以做些什麼…。 但我還是會繼續的。本月(2014年4月)十七號星期四晚上七時半,我將會在九龍一所大專院校主持一場電影放映兼研討會。放映的是由大導演占士‧金馬倫和名演員兼前加州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共同監製的最新記錄片”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 出鏡的名人包括演員夏里遜‧福(Harrison Ford)、麥‧迪文(Matt Damon)及《世界是平的》作者弗利曼等(Thomas Friedman)。這次公開和免費的活動詳情已於我的FB公報(https://www.facebook.com/DrEddyLee),大家亦可先在《維基百科》查閱有關這部電影的資料(http://en.wikipedia.org/wiki/Years_of_Living_Dangerously)。  希望能夠於當天見到你!而即使你不能抽空,也請繼續關注這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文明急救組 2013年10月的呼籲

各位朋友, 我們希望你和你的家人、親友能抽空分享「成報」A1及A2 的頭版專題: 環保鬥士救地球。今人動容的不是「文明急救組」三兄弟愚公移山般的傻勁,而是編輯小組的幾位年青人,居然煞有介事地全方位報導全球暖化這個漸次失去光環的議題。無疑他們在寫到李偉才 99.99% 沒有希望、「喬拔萃」不在高層如厠等等,有畧嫌過火之處,但却做到「吸引眼球」(catching eyeballs) 的功效。 我們必須清楚了解個人生活方式(personal lifestyles)與消費行為模式(consumer choices)的改變,絕對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危機。以為「個人環保」可以解決問題,便等於以為人人敬愛父母便可達至世界和平一樣。要解決當前重大的危機,沒有果斷和強有力的政府政策甚至國際政策是沒有可能的。作為人民要做的,是不斷站出來發聲,為所有為政者(不論我們把他們看作為領導人還是當權者)提供「政治本錢」,令他們可以推行力挽狂瀾的緊急政策。